“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不知西东。”这是过去千百年来贵州交通闭塞的形象写照。

解放后，特别是“九五”以来，贵州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从近3年的投资规模看，2000年全省公路投资40多个亿，2001年投资70多个亿，2002实际投资85个亿。

随着一条条高等级公路的竣工通车，一条条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开工建设，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到处作报告，描绘以“两横两纵四连线”为骨架、构建贵州公路建设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听得每一个贵州人血脉贲张。但是，就在人们的喜悦还没有褪去之时，卢万里负罪出逃的消息不胫而走，舆情哗然。不久，又一条惊人的消息在里巷间相传，卢万里被带回国了。随着卢万里的归案，一个盘根错节、伪装得非常巧妙、隐藏得极深的以卢万里为代表的贵州交通系统贪污受贿窝案浮出了水面。纪检、监察、检察机关一下子揪出了11个贪官，查获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其中，卢万里个人贪污受贿违纪违法金额合计6000多万元。目前，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已分别作出决定，给予卢万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司法机关已对其执行逮捕。

人生之路，为官之余，路基必须夯实

——这就是牢固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道德,不可或缺的学习和修养

1999年10月，“国家审计署成都办事处”到贵州审计省国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在延伸审计贵新路项目时，发现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违反有关规定，将主要材料指定给相关公司采购，未实行招投标。其中之一，就是杨明任经理的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这一重要线索，引起了省委、省纪委的重视，省纪委组织专案组对杨明的问题进行初查。省纪委根据调查组发现的问题，决定对杨明立案检查。杨明闻讯后立即潜逃。

据查，杨明之所以负罪潜逃，是因为在1995年贵遵公路二期工程和1998年贵新公路波形梁的采购中，擅自在上海先后注册了四家公司居间购销，赚取价差数千万元。倘若此事败露，不但杨明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还会牵连出卢万里等一批腐败分子。所以，卢万里等只能安排杨明出逃，一方面规避调查，一方面找相关的人订立攻守同盟，注销公司，毁掉帐册，让重要知情人避风藏匿起来。

抛妻别子，隐姓埋名，在外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杨明了解到有关方面准备以涉嫌侵占高速广告公司10多万元起诉他的情况后，不禁心中窃喜，终于不顾卢万里等人的阻止和威胁，悄悄回到贵阳，主动投案。

逃匿了1年多的杨明主动归案后，有关部门拟以涉嫌贪污13．8万元向法院提起公诉。卢万里如释重负，松了一口大气，舍卒保车的伎俩终于得逞，前途又变得一片光明。

2001年6月，正是卢万里之流以为关于交通系统诸多问题的调查已经画上句号的时候，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决定，杀个回马枪，令卢万里等人措手不及。

2001年8月1日，负责卢万里问题初查的专案组成立，并围绕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未经招投标购买的广东申达公司质次价高的迫紧器问题展开了初查，卢万里覆亡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据查，1999年4月，时任省交通厅厅长兼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卢万里带人前往新疆新神集团考察公路设施。为了掩人耳目，去新疆之前，还先行考察了江苏、山东、广东等地。5月10日，卢万里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决定将贵新、贵毕公路一级路段防护栏立柱基础采用圆柱抽换立柱基础，购买新疆新神集团的产品。为了说服与会人员，卢万里一再强调这是专利产品。而且经过他做工作，新疆方面已将价格由每公里79万元降至39.9万元。6月18日，卢万里安排刚刚接任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杜连中与广东申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邵俊签订了由申达公司事先拟订好了的价值1.2亿元的200余公里全套安全防撞设施合同，并把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为5月18日，甲方为高开司贵毕公路指挥部，指挥长杜连中。1999年7月9日，贵州省高开司付款5000万元，2000年2月，给付余款2097.97万元，合计7097.97万元（因为1999年10月国家审计署发现上述问题要求停止执行，故合同未执行完毕）。

为什么会上定的是新疆新神集团产品，却与广州的中间贸易商签订合同，而价值6299.99万元共计12.6万套的迫紧器却又是从南京发往贵阳的呢？调查组赴江苏调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卢万里所谓的高科技产品铸钢件迫紧器居然是当地的乡镇企业生产的铸铁产品，江苏方面结算12.6万套迫紧器的货款是550万元，与贵州高开司付出的6299.99万元货款相差5749.99万元。问题提交给了省反腐败协调小组，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决定，邵俊3是个关键人物，必须抓捕邵俊。

决策甫定，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广5州。通过工商登记的企业注册地前往查询时，该公司已是人去楼空。调查人员赶往邵俊身份证上的住址广东省清新县下和镇商业街2430号，查无此人，此住址是邵俊农转非时由当地派出所填写的，当地派出所没有邵俊的现住址；线索就这样断了。但是，邵俊儿子的另一个监护人，也就是邵俊妻子的身份证号拿到了，是贵阳市的编号。

以此身份证号为线索，终于查证出该身份证号的主人卢苇，系卢万里的女儿。卢苇和邵俊结婚后，居住在广州市并已于2001年8月4日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境，去向不明；但事情尚有一线转机，8月6日，邵俊又只身人境。调查组立即禀报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商请边防介人。

8月21日，邵俊在白云机场准备出境时被抓获。邵俊的落网，吓坏了卢万里。为保释邵俊，卢万里四处活动，并提供伪证干扰司法机关的调查，从不承认邵俊是其女婿到承认邵俊与其女儿是“私奔”同居，是他“在国内的唯一亲人”，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为了不影响贵州的公路建设和查清卢万里的问题，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果断决定，对卢万里采取组织措施，将其调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位置。

大势已去的卢万里决定孤注一掷了，其妻韦云洁、儿子卢斌、女儿卢苇都相继去了澳大利亚。2002年1月25日，卢万里持化名“张唯良”在外省办理的因私护照，从广东鹤山港仓惶出逃到南太平洋某岛国，踏上了叛党叛国之路。

卢万里在被审查期间的“交待材料”里谈到：“我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应该说，导致卢万里走上违法犯罪这条不归路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卢万里是找到了。“世界观是总开关”，由于不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放弃世界观的改造，导致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权力观的异化，结果是消极腐败思想恶性膨胀，终于抵御不住权力、金钱和享乐主义的诱惑，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不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就会直接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这在卢万里任铜仁地委书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出端倪来。早在1994年，卢万里就导演过铜仁全城卫生大扫除，将某位江湖术士请到地委礼堂为地直机关全体干部作报告的荒唐事。卢万里逃亡前夕，还请这位大师为他掐算平安。卢万里兼任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以后，高开司没有开过一次民主生活会，后来索性撤销了高开司党委，仅成立一个党支部，隶属于交通厅机关党委。在家里，卢万里供奉着观音菩萨，只要在家，卢万里都要拈香膜拜，净巾拂拭，求菩萨保佑。

由于不注重理论学习，没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所以一旦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卢万里就背弃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什么为人民服务，很快就被他统统抛之脑后了。

1997年，一个副省长职位出缺，卢万里没有上，他“顿觉仕途无望，心灰意冷”。这个曾经在厅机关吹嘘“贵州没有一个人懂马列，只有我，是通读了《资本论》的”党龄已经20年的厅级干部，仅仅因为仕途上没有再升半格，就“转而打算从经济上捞一把”了。由此可以看出，卢万里的理想信念是多么的脆弱，卢万里“能干、肯干”的背后渗进了太多的功利，而他的“全身心投人到工作中去”实际成了他向上攀升的“政绩工程”，是政客的作秀和包装。权力观扭曲变形，使这位放牛娃出生的交通厅长，出于潜意识里对孩提时代那种刻骨铭心的贫穷和苦难的藐视和报复，而开始了疯狂的攫取。

卢方里不仅是交通厅厅长，而且还兼着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诸多大权集于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磨合期间，有的是机会，卢万里开始“寻租”了。

他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三条铁律：“首先，我在接受贿赂的对象上有严格的选择；其次是我很讲信用，只要答应了对方，就一定想办法让其中标，无功不受禄’，同时，我还考虑对方的利益，‘好处费’的比例不能太高；三是长期‘合作’，如某交通独立支队。”

还是看看他首选的长期合作对象——某交通独立支队原支队长龙某吧。

据卢万里交待，当时，找他要工程、许诺优惠条件的人确实很多，但卢万里为了安全起见，都—一拒绝，不谈不见，表面上还给人一个“不好说话”，“油盐不进”的廉洁印象。而经他选中的对象都是他“信得过”的人。譬如龙某，是当时高开司常务副总经理薛某的大学同学，“素质比较高”，从贵新路到贵毕路到凯麻路到关兴路到清黄路，“他们中标以后，都能及时兑现好处费。”据专案组查实，数年之间，仅这一家单位，孝敬卢万里的好处费就达380万元。

龙某与卢万里搭上关系以后，遂把某警通路桥建设公司也引人贵州。该公司原是某交通独立支队组建成立的，后来脱钩，成为了龙氏兄弟2人为主的民营企业。由于警通公司仅为二级资质，无论技术、设备、管理和财务能力都很疲软，且没有什么业绩可言，但由于是龙某的公司，所以卢万里为其在贵州公路建设市场立住脚跟费尽了心力。在2000年1月《招投标法》实施以前，整个公路建设市场的准人规则还不够规范，行政权力的介人还有极大空间，所以，在公路建设的招投标中，卢万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责任心”，整个招投标工作的全过程他都要介人，在最后定标时，卢万里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具体办法有以下几条：

一是在专家评审组中安排一定数量的可以支配和打招呼的人；二是制定一些所谓特殊性的限制条件，在资审阶段就刷掉有实力的竞争者；三是在同一标段安排两家以上有关系的希望中标的单位；四是让希望中标的单位多投标段；五是向希望中标的单位泄露标底。

贵毕路实行的是“邀请招标”，所以卢万里串通了薛某，在贵毕路给警通公司安排了一个标段。凯麻路招标时因为警通资质不过关，龙某还是通过卢万里给某公司总经理甘鸿打了招呼，由甘鸿从该公司工程中划出一段给了警通公司；水黄路开工，警通公司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个标段。为感谢卢万里，警通公司前后共行贿给卢万里410万元。

广东老板汤某，是薛某的老搭档了，自然，薛某也就将汤某引荐给了卢万里，汤某也成了卢万里可以信赖的“伙伴”。于是，汤某“借壳”来到贵州，贵新路中了一个标段，又在贵毕路上分包了一段工程。作为回报，卢万里又收下了汤某100万元人民币和广州名雅园住宅一套。

胡某是薛某引荐给卢万里的，双方也是一拍即合。贵毕路上，胡某拿到了一个标段，卢万里也收到了100万元现金的回报。凯麻路招投标，胡某又孝敬了100万。

贵州某集团旗下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治安也是卢万里相中的伙伴之一。1996年底，李治安找到卢万里，要求在贵阳市东北绕城线找点工程做。卢万里同意了并为之协调，终于分包到了700米的路基工程。李治安以自己承包经营的公司多经处名义签定了相关协议，将工程交给了其外甥安康所在的中铁某局施工。在建安行业历验了几十个春秋的李治安当然懂得“行规”，不仅“孝敬”好了卢万里，对当时东绕线指挥长杜连中也有所“馈赠”。随后是贵新路招标，由于该集团尚未申请到一级资信，所以李治安拉上了中铁某局，由他负责招投标工作的关系协调，铁某局负责编标投标。铁某局终于中标，李治安和安康也就循例送给了卢万里300万元。在随后的几个道路招标中，李治安如愿后又先后送给卢万里200万人民币和40万美元。

这里还要谈谈铁某局的另一笔贿赂。清黄线推行了无标底招标，加权平均数无法控制，资审过关了的安康觉得找卢万里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也就未找卢万里。可是，卢万里却找上门来了，表态他完全可以帮忙。这次开出的价码是200万元，而且是美元，要在北京兑现。已经担任铁某局下属一个工程公司总经理的安康无奈，只有从贵州工程上提出200万元兑换成美元后送到了北京卢万里下榻的名人酒店。

卢万里捞钱的另一手段，就是插手工程材料及设备的采购，这是卢万里的又一重要财源。

杨明采购贵新公路波形梁、钢板网时，卢万里、薛某、杨明事先就达成默契，利用上海最泰公司和路通公司中间转手，所赚的钱3人平分。仅此次“合作”，卢万里就分到250万元。

其他还有铁某局，海南某公司的陈某，云南某公司的王某，还有个体老板刘某，黄某、蔡某等等，只要走了卢万里的门子，无不得到甜头，或中标，或分包，卢万里自然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除此之外，交通厅下属几家企业的大宗设备采购，卢万里也要过问。一家公司要买拌合楼，卢万里将蔡某介绍给了公司经理。公司经理很知趣，将蔡某的7万元美金的回扣一股脑儿“孝敬”了大哥。一家公司购买了一台沥青改摊铺机，卢万里安排向代理商索得10万元美金，又从中分得4万美金。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开始做坏事可能还比较难，一旦放开就不容易收住手脚了。贵毕公路上马后的卢万里就是这样，他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于靠发包挣钱了，而要直接寻找代理人承揽工程了。

首先，卢万里安排某交通独立支队承接下贵毕16标段工程，然后安排时任贵华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的社连中直接找人来做工程。杜连中不敢怠慢，找来了海南省某建筑公司副经理邓日明。1998年9月30日，省高开司划转16标段项目经理部第一笔工程款 698.2626万元，到11月2日，仅仅 33天内，邓日明就12次支取625万元。款项被大量提走，不能及时领到最基本的生活费，民工开始闹事，工地一片混乱。在北京出差的卢万里气急败坏，急匆匆赶回贵阳，一下飞机就赶到了金筑饭店，召集有关方面开会，最后决定由高开司出面清场，仍交某交通独立支队施工。火头是按下来了，但卢万里却大发其火，发火于邓日明的无能，发火于杜连中的有眼无珠。还有一件挠心的事呢。卢万里串通杜连中要邓日明在广州成立一家公司，专事贵毕公路数百公里的钢板隔离网采购供应，因为邓日明未能及时付款给厦门厂家，此事也给捅到了国家审计署深圳特派办。此时卢万里刚到日本，接到消息后，不敢有丝毫怠慢．仅仅一天，就从名古屋赶回了贵阳。卢万里成了消防队员，又赶紧扑这一头。他将邓日明、邓日安“孝敬”的300万元人民币直接送还给邓家兄弟，但邓日明“孝敬”的广州一套住房、一辆本田轿车、还有价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却无论如何不忍“割爱”了。

《招投标法》从2000年1月1日起实施以后，再加上国家计委、交通部等7部委的各种配套文件出台，“菲迪克”条款的推行，公路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逐渐规范，行政长官的作用越来越小，专家组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还推广国际通行的无标底招标，卢万里权力出租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财源日渐萎缩，卢万里心有不甘。

1999年底，由卢万里运作，外商谢某出资购买了交通厅所属的一家公司，但公司实际上由卢万里和其子卢斌控制。公司利用卢万里的影响先后投中和分包多个工程。卢家父子从该公司提走部分“好处费”、“中介费’等合计400余万元。

卢万里自己曾谈到，由于在选择受贿对象上坚持了他的几条标准，加上忘我工作的伪装，因此，“纪委、检察院等处都没有我的检举信”，但是，由于贪污受贿的数额不断增加，“我将受到法律严惩的恐惧也在增加”，“组织上不知道是暂时的，早晚要暴露是必然的”，这就注定了卢万里食不甘味，睡不安寝，每日里心惊肉跳，只能象禽兽一样地生活。八小时以外，秘书不知道他在哪里，司机不知道他在哪里，桌上的手机也是好几个，接到电话，只要事涉机密，马上要对方挂断，重新联系。儿子、女儿去了澳大利亚，他又马上安排妻子韦云洁以探亲为由去了澳大利亚，滞留不归。自己呢，也迫不及待作了种种“应急”准备，先是托人办了一本外国护照，准备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出逃。1999年下半年，卢万里又用化名唐舜华的假身份证在广州买了一套住房，而且购置了保险箱，搁上数百万元现金。“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泽”’，如果问题一旦败露，出国又风险极大时，能在那里躲起来。2002年1月，随着杨明被重新调查，邵俊被抓，自己也被调离交通厅，卢万里终于挺而走险，仓惶出逃。逃到哪里才安全呢？在淄鲁，在斐济，虽然与妻子儿女近在飓尺，却不敢去，也不敢上街，一看见警察就两腿打颤，一听见警笛更是惊惶失措，面色如土，白天提心吊胆，夜里恶梦不断，只有躲在租住的别墅里纵情声色，籍此排遣日甚一日的孤独和恐惧。就是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逃亡生活，卢万里的头发就白了大半。在即将飞回贵阳前的首都机场候机室里，卢万里挠挠他那半白的头发，眼袋突出的苍白脸上才荡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外头的日子呀，一句话，说不完的凄凄惨惨，真的回来了，也就踏实了，也就轻松了，还是回来好，就是死，也是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被审查期间，卢万里交待了北京、广州的好几个银行保险箱，交待了自己收受3916万元现金、价值1000余万元的8处房产和价值近300万元的汽车、手表等问题。根据卢万里的交待，他藏匿在安徽老家墙壁里的108万美金被起获，保险箱里的现金、房契等被起获，8处房产被查封。

其实，做人也好，为官也罢，这人生之旅，这仕宦之途，都必须把路基穷得结结实实，这就是人品，就是官德。讲究道德操守，懂得礼义廉耻，你就会赢得不同层面的人的注视和尊重。这既是人生之基，也是为官之本。中国传统文化涵养的官德，就是“天下为公”，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升降自如，宠辱不惊”，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养天下”，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干部道德的涵养是反腐败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尤其要讲修养，讲奉献，讲自律，讲制欲。世界观的改造，思想境界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欲望时时在，诱惑处处有，只有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思想境界提高了，知识文化的积淀丰富了，“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饴”，你才不会为那几个钱障眼蒙心，你才能做到不愿腐败，不屑腐败，你才会志存高远，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洛守为民之职，善谋福民之策，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卢万里因权而富，因贪而富，也因贪而失去了权力，失去了金钱，更失去了人生最可宝贵的自由；卢万里因钱而大欢喜，也因钱而大悲哀，生命的真谛，幸福的诠释，也许只有在这人生的大转折时才展露得分外真切。可惜岁月不重在，人生不轮回，守正不阿，坦坦荡荡，财贿面前不动心，爵禄面前不移志，美色面前不侧目，只能告诫后来者了。

立足制度创新，完善程序规则，强化约束机制，

就可以架设一条反腐败的高压线，任谁也不敢触摸

就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而言，我们讲“世界观”是总开关，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政治理论的学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涵养良好的道德、人格，一辈子不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当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当好为民造福、为民解难的贴心人，才能防微杜渐，见微知著，永不腐败。但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掌权者个人品德的好坏和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范其行为方式的一系列体制、制度和体制、制度的运行机制。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那样：“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立足制度创新，完善程序规则，强化制度的约束机制，才可以架设一条反腐败的高压线，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卢万里的失足，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卢万里自1996年4月调任省交通厅长起，就一直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交通厅是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而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是交通厅的下属企业，负责全省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开发建设的组织实施，建设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制度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为卢万里利用权力插手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了种种条件和机会，而权力的过分集中，客观上，也使卢万里成了寻租者的众矢之的。

卢万里虽然不在招标投标委员会里担任什么职务，但他的权力和影响却渗透于招投标工作的全部过程，甚至可以直接出卖标底，假改革而中饱私囊。有这样一件事，在招标投标委员会工作的同志至今气愤难抑。赤水航道工程处是交通厅的下属企业，因任务不饱满而长期亏损，企业举足维艰。1998年贵毕公路邀标时，工程处中了一个标段。该工程处举全处之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作业，也因此赢得了业主方的好评。在关兴线投标中，赤水航道工程处投标第四标段。由于其既具备了施工资质，又有贵毕公路的良好业绩，且报价比铁某局还低300多万元。专家组评议时分数第一，招投标委员会的定标会上，该工程处也顺理成章地中标。但由于卢万里的介人和干预，对外发布时的中标单位却变成了铁某局。这是为什么，案情暴露以后才发现，就是因为卢万里从铁某局拿到了240万元，所以铁某局非中不可。在遵崇公路的专家评标讨论会上，广东某公司本来已经被否定，因为它没有在云贵高原这种特殊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谁知会议还没有结束，卢万里就气急败坏地赶到了专家组驻地，将参加专家组的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某副总经理唤出，厉声呵斥之后，要这位副总经理想办法确保广东这家公司顺利通过评审关，这家公司也最终胜出。招标投标制度的不完善，运作程序的不严密，使谋生了虎狼之心的卢万里插手招投标以谋取私利的罪恶屡屡得逞，终于酿成了惊天大案。

同样，也是由于卢万里的“打招呼”，招投标制度严禁工程分包、转包的规定也形同虚设。贵毕路上一座大型桥梁就因为层层转包留下了质量隐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管理规定和法律要求却得不到严格的遵守和尊重。一个电话，一张条子，成百万的建设资金就可以汇往指定帐户，甚至提现交到指定人手里，虚开计价单套取工程建设资金发红包、冲烂帐的惯例，畅通无阻，一“惯”就是10多年。

在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卢万里是经理，是法人代表，除交通厅一位副厅长兼公司副总经理外，其余副总经理仅仅是处一级干部，不可能与卢万里颉颃。加上总公司既无党委又无纪委，仅仅成立一个支部，隶属于省交通厅机关党委，而交通厅的各工作部门，因为厅长在那里兼着总经理，也就不可能对相关的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于是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这个每年掌握几十亿、上百亿资金的单位，成了卢万里的个人“领地”，他可以不受制约地恣意耍弄手中的权力，总公司的所有重大事项根本不提交交通厅党组或厅长办公会研究，至多通报一下结果。国家审计署下属的几家特派办，先后对贵州重点公路国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三次审计，次次发现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整改建议。但卢万里全面封锁情况，不让厅党组和厅直有关部门了解和过问。贵新公路波型梁的采购，他和薛某勾结，利用杨明在上海成立几家皮包公司居间吃差价，合伙贪污就达上千万元。贵新公路迫紧器的采购，他煞有其事地召开公司经理办公会讨论，当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时，他马上封杀，这笔交易也使他和女婿牟利数千万元。在干部使用上，卢万里凌驾于组织之上，视干部人事制度如无物，也搞个人说了算。某公司的主管单位贵州省公路局，是交通厅下属的二级局。可卢万里直接越过公路局“钦点”何开智任该公司总经理。这种“示恩”也果然把何开智召到了他的麾下，成了他的唆罗和兄弟。其实，交通厅下属企业的“一把手”都是卢万里一手提拔的，也因此，这些老总们也都奉卢万里为“大哥”，横行跋扈，趾高气扬，上级党委和纪委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所以一个个贪赃枉法，弄权索贿，使得行贿受贿成了他们这个圈子里的“行规”，成了上上下下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致使圈子里的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普遍堕落，最终一个不拉地跌进了罪恶的深渊。

卢万里腐化堕落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警示：再好的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和落实，也就等于没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总共8卷4942页，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围绕制度建设来阐述的。所以现行体制中的制度，不仅有，而且很多，涉及面也很广，卢万里哪怕只记住几个基本制度，遵守这些制度，也就不会陷入泥潭之中。问题是，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再好的制度，也成了空文一纸。江泽民同志指出：“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因此，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机制和制度的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的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为了与权力运行机制配套，党的十六大还明确提出了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健全和完善巡视制度等六项制度。随着改革的逐步深人，各种程序性规定的出台、运转，监控有效的约束机制就会发挥越来越有效的阻遏和限制作用，我们就可以架设起一条反腐败的高压线，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不能腐败的问题，而随着制度的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胆敢搞腐败，出事的概率就高了，风险就大了，代价就大了，权力拥有者就不敢心存侥幸去搞腐败了。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对领导干部的

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才能造就一支

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的干部队伍

由于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贵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加快了对公路建设的投人，加上贵州交通系统广大员工的奋力拼搏，贵州的公路面貌焕然改观。当然，这中间也有卢万里的辛勤，卢万里的汗水，如他所言，一年之中跑北京就是24次，申请项目，协调资金等等。但个性的张扬注定卢万里不是一个谦逊的人，他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画册、电视、报纸、报告会，到处是他的身影，他的声音，他的业绩。

卢万里兼任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后，将公司党委撤销。总公司没有了党委，没有了纪委，没有了监督，卢万里披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合法外衣大搞以权谋私就这样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卢万里的违纪违法主要发生在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的工程招投标和大宗材料的采购等方面，按管理权限，交通厅的有关处室应负有相应的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但卢万里专横跋扈，“老子天下第一”，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将我们党的这个最基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置诸脑后。总公司的这些重大决策事项大都是他个人拍板，至多在厅党组会上通报一下结果。需要交通厅相关部门批复的，他就亲自安排相关职能部门下文批复，授予其合法性。由于卢万里以厅长兼高开司总经理，按他的说法，“高开司就是交通厅，交通厅就是高开司”卢万里就一身而兼了裁判员和运动员。谁还能监督他呢！卢万里在其《反省》中多次谈到，“我是一个人格分离的人，我一方面背着人大搞贪污受贿，严重犯罪；另一方面我又在拼命工作，尽量把工作做好，让工作成绩掩盖我的犯罪事实”；“1998年以后，我是个‘两面人物’，一方面背着群众大搞腐败，一方面还在拼命地抓工作”。是的，这个在厅机关的反腐倡廉大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是清正廉洁的“清官”，这个给下属反复打招呼说“如果有人以我和亲属子女名义找你们开后门，要工程的，都不要答应，不要理他”的廉洁“公仆”，谁会想到是这样一个贪婪无厌的腐败大蠢呢。卢万里不单是演员，而且演技特别高明，他还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道具”，使自己的演技更加炉火纯青。一有风吹草动，报纸上，电视上就是关于贵州公路建设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就在省纪委专案组将卢万里女婿抓获、卢万里违纪违法的行径即将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某报头版就刊发了《千里路云和月》长篇通讯，记者笔下的卢万里，“心中只有路路路，惟独没有他自己。”为了争取“好的前途”，卢万里竭力讨好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方仁，给刘方仁办事，走刘方仁的路子。1998年以来，卢万里先后给刘方仁的夫人和孩子安排了5个标段的公路工程，让他们从中赚大钱。因此，卢万里就有了很硬的“后台”护着，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罩着，加上他特别善于伪装，两面派手法圆熟，因此，“纪委，检察院等处都没有我的检举信”。也因此，在一年一度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也就只能形式主义地走过场，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就只能流于形式。

1989年卢万里和薛某勾结起来与港商联办一个长途集装箱运输公司，按当时贵州的公路状况，根本不具备集装箱运输条件，其目的无非是借合法手段倒卖进口汽车。直到跑完省部手续，在广东洽办出人境手续时才被当时的厅长发现并制止。也因此，卢万里和这位老厅长从此交恶，处处低毁。卢万里1990年挂职安顺市委副书记时，其妻韦云洁还找到安顺市的某位负责同志，请他经常给卢提个醒，不要在个人生活作风上犯错误。1992年调铜仁工作以后，因为没有带家属，卢万里的身边就有女人簇拥着，每逢周末，卢万里就带着佳丽驱车到几十公里外的梵净山下的“银辉山庄”小憩，也因此老百姓直呼银辉山庄为“淫秽”山庄。调回交通厅工作以后，卢万里和下面公司的经理们搅合在一起，尤其是其妻韦云洁去了澳大利亚后，几乎一到周末，他就从贵阳“蒸发”了，就飞到广州、深圳等地享用南方的快活去了。老婆、儿子和女儿都去了澳大利亚，但卢万里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上却没有报告。

其实，卢万里本人政治品质的恶劣，理想信念的蜕变，生活作风的糜烂，经济上疯狂的以权谋私，只要我们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在平常的考察中真正走群众路线，就不难被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对干部“重使用，轻管理”，而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体制上的弊端，也使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处于“虚监”和缺位状态，有权监督者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者不敢监督。因此，如何把对干部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落到实处，是各级党委应该予以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卢万里的蜕变也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节到大恶的过程，但有关党组织未能及时觉察，未能及时打招呼、提个醒，反而是“一胖遮百丑”，抬着、捧着、顺着，这就害了卢万里这样的“心术不正”的官员，卢万里也因此由小腐败发展成大腐败，从“灰色”腐败发展成“黑色”腐败，从品质上的小恶发展成经济上的巨贪。

“试工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十年期。”除了稳步推进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各项改革进程，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外，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走群众路线，在考察干部政绩时走群众路线，对干部的监督管理走群众路线，积极培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管理和监督工作的“关口前移”，才能做到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从个人延伸到其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见微知著，防止小节变大恶。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我们才会心明眼亮，才会拥有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的识别能力，才会擢拔出真正的人才来。由这样的真正的人才组成的干部队伍，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磅礴前进。

（贵州省纪委室教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