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明媚的阳光里，“百年陈云———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广大干部、群众络绎不绝前来参观，以此表达对陈云同志的深切怀念。

　在展览现场，记者随机进行了一次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记忆最深刻的陈云同志的名言。

　被问及的10位党员干部中，有8人说了同样的两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还有的人回答：“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陈云同志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主持中央纪委工作，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有的论断已深入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中。

　江泽民同志说，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著名论断，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的座右铭。

　“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诞生，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面对“十年浩劫”造成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制度被践踏，党风遭到严重破坏的严峻局面，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从何着手？

　“抓党风。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经过深思熟虑，陈云同志明确而坚定地说。

　1979年1月4日至22日，北京京西宾馆，新成立的中央纪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会，陈云同志主持开幕式并讲话。

　2005年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向我们回忆起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参加这次会议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有的刚从‘四人帮’的监狱里出来，有的岁数较大，且大多没做过纪委的工作，对纪委的任务是什么、抓什么心里都不是很明确。”刘丽英说。

　陈云同志在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中央纪委委员们经过深入的讨论，认为陈云同志对纪委工作的“定位”十分正确，为新时期纪律检查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也体现出了陈云同志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于是，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作为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下来。

　“这次会议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纪委的信任和期盼，也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对纪委工作性质和任务的理解。面对当时的形势，我们感觉到中央赋予了中央纪委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任务重，责任大，困难多，要求高。”刘丽英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曾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说，陈云同志强调抓党风，首先强调从树立坚持原则的风气抓起。

　陈云同志在十二大之前审阅十二大报告稿时，让朱佳木向起草组的负责同志转达了他的一个意见：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十二大报告吸收了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朱佳木说，十二大之后，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委的一次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主张，并首先在纪律检查工作中加以具体落实。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朱佳木曾专门做过一个统计：《陈云文选》新时期的文稿共有26篇96页，而“党风”一词出现达30次之多。“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关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抓党风的思想是明确的一贯的。”朱佳木说。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陈云同志历来主张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不仅是搞好党风的前提之一，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党风。

　怎样才能发扬党内民主呢？在朱佳木的印象里，陈云同志讲的最多的是要允许大家说不同意见，尤其是要允许说错话。

　陈云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

　“有一次，为了处理一件事，他就让我做他的对立面，和我辩论，直到把我说服才作决定。”朱佳木说。

　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应当是一种作风，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必须做到制度化。

　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审阅十二大报告稿，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要朱佳木转告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鉴于此，陈云同志强调要把恢复和建设民主集中制作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重要举措。

　1979年3月19日，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并要求全党开展学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纪委专门成立了《准则》修改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吸收全国各级党组织提出的1800多条意见，对《准则》作了七次修改。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我们党制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党规党法，总结了我们党政治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强大武器。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准则》，中央纪委在陈云同志的指导下，从1980年4月到11月的半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对全党贯彻落实《准则》，健全党内政治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1980年11月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陈云同志针对党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鲜明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刘丽英说，陈云同志的这一经典性的政治论断，对抓好党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出了最精辟透彻的揭示，也向全党提出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拨乱反正，分清历史是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新的中央纪委成立之初，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案遍地、积案如山。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将“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列为中央纪委新成立后的三项重要工作之一。

　针对复查工作面临的种种困难，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为平反冤假错案指明了方向，消除了疑虑，极大地推动了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同时，中央纪委还直接抓了刘少奇、潘汉年、瞿秋白等一批重大的、有代表性案件的复查，以推动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杨攸箴，原中央纪委委员、刘少奇专案复查组副组长。2005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满头白发的杨老声音低缓地向我们提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事。

　1978年12月24日，陈云同志看到了原刘少奇案证人的申诉信，说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假的，是逼供，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陈云同志当即批示：“要复查，并转小平。”邓小平同志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交中纪委、中组部复查。”

　1979年2月5日，一位老干部给中央写信，建议复查刘少奇案。这封信传阅到陈云同志那里，他立即作了关键性表态，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经传阅完毕，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复查这个案子，重新研究。”

　杨攸箴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推动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到了4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决定联合组成复查组，共同复查此案。”

　复查组经过十个月的日夜奋战，用确凿的调查证明材料，写出了刘少奇同志专案复查材料。报告以充分的事实说明，给刘少奇同志扣上的罪名，是虚构、捏造和诬陷，根本不能成立。

　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通过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高度评价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分清了历史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增进了党的团结，发扬了党内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风气。”

　在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同时，另一项艰巨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简称“两案”）也在展开。

　“由于‘两案’涉案人员之高，作案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大案。”时任“两案”审理办公室副主任的刘丽英说。

　参加“两案”审理的同志，按照中央确定的审理方针，在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中央纪委与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检法等部门协同作战，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审理清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触犯刑律的犯罪事实。

　陈云同志对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和“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高瞻远瞩，提出了“必须以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处理”的方针。其思想主要是党内斗争，不开杀戒；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错误和问题要放到当时历史背景下考虑和分析等。陈云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正确和顺利审理“两案”，处理好有牵连的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同志从党和人民最高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这一重要意见，是正确的，对指导‘两案’审理工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刘丽英说，正是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与“两案”有牵连的人得到了正确顺利的处理，解脱了一大批人。“这不仅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