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

乐　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内容摘要] 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教训为线索，分析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做的理性选择。重点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障；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建构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台阶式发展战略等三个角度理解：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做的理性选择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　思想路线　改革　现代化　发展战略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的文化历史传统具体强大的影响力，同时，我国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人口的大国，经济、社会、文化各地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远远晚于“早发内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国在启动和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历史条件与现实的国际环境与其他迟发展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实现途径就显得由为重要。本文意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回顾，研究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是上，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的理性选择，他确立的社会发展模式、战略发展目标对我国今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坚船利炮”的压力下，旧封建王朝中的上层政治精英日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大变局，感受到数千年所未有的强劲敌人。针对这种强敌和大变局，他们有一种强烈摆脱这种危机的愿望，促使统治阶级上层以模仿西方工业文明的方式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被迫的选择。我国现代化初始阶段，始于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经历维新运动，结束于立宪运动的失败。这个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的意识，现代化进程本身目标也是相当有限。旧王朝的政治精英们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物来摆脱民族的危机，没有也不考虑触及到制度和文化层面上。

　　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其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因此，在现代化的初期，洋务派为了推行其防务现代化，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而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开矿业或者重工业。发展重工业，它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实现重工业的资金的获得，使国家富强。这一个个环节内在的要求和相互制约，迫使当时的中国自觉地、和不自觉地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被迫走上了早期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效地仿效西方，实现强国目标，就必须要对传统政体进行制度创新。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一批具有强烈改革精神、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知识精英，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开明统治者相结合形成了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然而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又由于在民族危机面前，变法人士心理上焦灼情绪作祟，采取了激进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触犯了当时广大官僚集团的基本利益，遭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导致了洋务模式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庚子事变”以后，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威危机。慈禧太后却变为最真诚的改革者，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一次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为挽救封建王朝的一次努力，此次改革的内容要比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广泛得多。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兴起了“立宪运动”。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政治改革的“立宪运动”具有分权的性质，内在的决定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冲突。立宪的结果是形成了地方上的各种立宪的机构，把长期压抑的政治诉求在短时期里面释放出来，从长远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在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也不可能满足，必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引起了对政府的不满。加之改革的领导者缺乏对社会改革的进程的控制能力，而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引发了统治者的威信的下降，统治者的权威进一步流失，从而陷入了深重的权威危机。[1]再加上外部列强的侵略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解体，但带来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个阶段——现代社会的转型和权威危机阶段。[2]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至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完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即从封建王朝制度转向了以共和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形态，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向制度层面的转型。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精英选择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政治，并将其当作推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当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最先进的政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的民主就像一件雨衣一样，穿在谁的身上均可。孙中山曾经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过这种思想，他认为，我们中国发展现代化就是制造火车头，而开明专制是老式的火车头，而民主政治就是个新式火车头。民主政治被当时的领导集体认为是一种最好的实现途径。历史的经验表明，要实施议会民主政治，需要相应的法制与之匹配，而法制确立又依靠有个人权利意识实现；而个人权利意识的实现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发达。所有这些环境因素，都构成了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条件。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均不具备。也就是说，在一个高度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机器上，安装上了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之间无法有机的结合。运行的结果是多种利益集团之间政治无休止的冲突，导致社会的动荡。为了解决这一社会运行中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选择了强人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

　　以袁世凯、蒋介石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试图通过军事强人所建立的政治稳定，来引进外国资本、发展中国经济。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就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民主政治的未来前提。应该肯定的是新权威主义模式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在1914—1924年、1927—1937年出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经济增长的小高潮。据当时的经济学家统计，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1937年前后，曾达到过13%以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明显的发展，现代教育体制逐步形成、教育在城市中的普及，并扩展到农村，一系列思想和文化运动也相继出现。

　　上述事实似乎说明，新权威主义模式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次适当的选择。但是，历史并没有将设想转化为现实。由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是在强大的封建意识指导下运行，以对领袖效忠来实现个人的权威，必然是权利的个人化、权利运作的任意性、权利内部关系的朋党化。又如蒋介石利用一个政党作为他推动现代化与维持统治及政治稳定的组织工具。但是，军阀文化中的庇护制关系，小团体内部的朋党结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逐渐渗透到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体制内部，严重地削弱国民党的权威性和内部的内聚力，权力腐败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而在外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等因素的作用，无疑加速并使国民党的现代化模式在1949年迅速崩溃。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结束了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期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第一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实现了国家高度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并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几个五年计划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58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选择了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计划经济模式。它以高度组织化程度的政党，全面的渗透控制社会的基层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正是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和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质的第一次飞跃，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17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并今后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一阶段中国的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由于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多种因素影响，曾几次被严重扭曲甚至被迫中断。如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毛泽东选择了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存在着最大问题是，它抑制了微观个体的竞争的活力，它使整个社会陷入无竞争状态。而这种无竞争状态的后果又导致经济的停滞、计划的无序以及低效性。又因为计划经济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调节功能必须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僚来承担，庞大的官僚队伍、权利的高度集中以及官僚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本身没有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民主参与和合法、有效的监督机制，促使了官僚主义的过度膨胀，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核心领导试图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或克服问题，其后果致使现代化进程被迫停滞，失去了融入全球借助新技术革命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有利时机。

　　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引起了执政党的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继续选择计划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还是选择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历史再一次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置于全球现代化发展趋势下的十字路口，考验着中国的新一带领导核心在社会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选择。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国内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

二、邓小平对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

　　10年的动乱结束，中国现代化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摆在执政的面前。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传统，不固守于本本，总结国际、国内、党内历史经验教训，选择了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功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意识形态的转型，逐步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1、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思想保障。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党和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极其急迫而艰难的局面。但是，由于党内长期受教条主义思想、极左路线影响，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仅对拨乱反正态度不积极，而且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再次处在选择的历史关头。是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还是抱着过去的错误不放，继续走老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重大的选择面前，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首先必须重点抓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肃清“左”思想影响，只有党内思想统一了，才能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1）“两个凡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3]（2）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4]。当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受到干扰时，邓小平积极支持并肯定这场哲学上的争论对于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全面分析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的形成原因，揭示了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危害性；同时，指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影响着人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就要亡党亡国。”因此，“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5]“只有解放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6]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依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调节作用越来越明显，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渐渐缩小。实践证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的态势就比较好。但是现实与人们头脑中的对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式理解相冲突。传统的观念始终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致使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总是围绕着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这种争论限制实践的推进，阻碍了改革的步伐。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深入探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功能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成果，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客观地考察。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7]“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并要求从事改革的实践者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这些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形态的思想束缚，消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瓶颈”，翻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上的突破、创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顺利转型。

　　2、改革是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逐个共产党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变。而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的出路在何方？邓小平在全党思想拨乱反正之后作出了改革的理性选择，指出改革是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他多次讲“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0]“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不改就没有出路。”[11]邓小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向何方去的问题上，选择了改革作为突破口。并针对理论界和社会中存在的“全盘西化”思想观点，一再强调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12]“改革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3]

　　邓小平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状况，不仅选择了改革，而对改革的对象、目的和方法也做深入地思考和阐述。明确指出改革的对象就是那些，国家各种体制存在的政企责任不分、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种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以及在党和国家领导与干部制度中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也包括在社会关系残存的旧观念、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小生产势力严重等弊端。它们“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广大群众。”[14]关于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5]这为确保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实践提供了指导，邓小平认为，改革都应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展开，必须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改革绝不是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样改革就算失败了。他还特别指出，改革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既要大胆又慎重，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各方面要相互协调，同时，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16]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实践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现代化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提高，为现代化的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3、建构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实现现代化与改革有着逻辑的内在联系，改革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发展，但是，在一个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社会生产力水平层次差距大，人均收入较低的迟发展的大国现实现代化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大大晚与发达国家，又在现实的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不平等的地位。在与发达国家强烈的对比中，一般发展中国家选择以借鉴和相仿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希望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或力图超过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发展中国家会通过将国内的资源、有限的财力和生产要素，尽可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中运用于国家的发展目标。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极力要摆脱贫困、赶超的心态促使“大跃进”期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发展的高指标，出现了浮夸现象，阻碍了现代化进程。邓小平总结了我们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清醒地看到我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提出了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邓小平在考察中国发展现状时，看到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展开时，全国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这样的情况大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没有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并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书记时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80年代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20世纪），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中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的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17]

　　邓小平“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建构，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中间的统一，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方向的统一，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避免了盲目急躁或步子迈地过慢的保守现象，脚踏实地地一个台阶一个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持续、稳定、健康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还重点强调，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8]并认为，我们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就要看第三步，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选择将一定历史时期党的总任务具体化，符合了中国现有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不懈的努力，在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开始事实第三步战略部署。这的确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次质的历史飞跃。并为他的后继者确定了现代化发展总体发展框架。党的十六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奋斗目标。

　　基于上述，我们在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回顾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历程，在一个更壮阔的历史画卷和国际视野中，分析邓小平在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做出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理性选择，对我们今后的各项工作的开展，现代化进程的快速、稳定、有序的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邓小平通过清楚“左”和传统落后观念的干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了推进现代化进程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决定地实施改革，为现代化建设快速、健康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与资本主义区别进行科学地认识后，确定了我们改革和现代化的方向及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并摆脱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解决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瓶颈”，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又在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取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成果，对中国现代化途径做了切合国情的战略设计，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指导原则。这一切都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现状和国情的理性思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重要问题，抓主要矛盾，带动问题的解决，即从抓思想路线、抓改革入，确立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入手，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邓小平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