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台湾问题立场的演变

（ The change of the soviet union's stand on China solving Taiwan problem in the 1950s ）

刘建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29

论文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50 年代初，苏联支持中国对台湾的政策，积极援助中国收复台湾。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台湾问题立场发生变化，督促中国出兵朝鲜暂时搁置台湾问题。 50 年代中期，苏联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又一次采取积极态度。 50 年代后期，苏联与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苏共指责中共对台政策给苏联带来困难，要求中共放弃台湾。苏联对台湾问题立场的演变，反映出中苏关系的复杂多变和苏联的战略利益需求。

关键词：

　　20 世纪 50 年代 苏联立场 中国台湾问题 演变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中苏关系从友好到产生分歧的重要时期。苏联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也打上了这一印迹。苏联对台湾问题立场的演变，反映出中苏关系的复杂多变和苏联的战略利益需求。

一、五十年代初苏联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在 50 年代初，苏联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在外交领域全力支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在军事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向中共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帮助中国组建强大的海、空军力量，为中国武力收复台湾提供巨大帮助。

　　在外交领域， 1949 年 10 月 2 日 ，苏联政府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断绝了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 随后利用其社会主义第一大国的影响力，在联合国的重要舞台上积极展开与美国的斗争，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一致的声音，力图 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除蒋介石集团代表。

　　1949 年 11 月 15 日 当周恩来 致电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洛斯·罗慕洛和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 发表关于立即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一切权利的声明 [1] 后，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 11 月 23 日 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坚决表示支持。毛泽东访苏期间，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主动建议中国，继续发表关于“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声明，并以“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工作”作为对这一声明的支持。 1950 年 1 月 7 日 ，当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发出此项声明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随后向安理会提交相关提案给予配合。在议案遭否决后，苏联立即联合其他人民民主共和国相继拒绝出席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会议。

　　苏联的努力使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有了重大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吕格弗·赖伊首先改变态度，提出应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同任何一国政府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区别开来。赖伊先后访问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调停斡旋。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这一进程。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并被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这为中共代表提供了在联合国讲坛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一次极好机会。 1950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伍修权为特派代表的外交代表团成功出席了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国际舞台上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的罪行，并在大会上提出三项建议：“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和干涉朝鲜的罪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国际舞台终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

　　在军事方面， 1950 年 2 月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重要的军事同盟。同时，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帮助中国组建强大的海、空军力量，为中国武力收复台湾提供巨大帮助。

　　在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紧锣密鼓开展全方位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集中兵力进行偷袭大陆训练并对大陆不断进行骚扰；抛出《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苏俄在中国》等书籍，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为其反攻大陆进行准备时，中共也已经就 肃清国民党残余，武力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进行大量的宣传、部署和准备。中央和毛泽东构想，武力解放台湾要分三步进行：首先，把海军、空军组建起来，掌握制海、制空权；其次，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建立攻台的前沿基地；最后，在 1950 年夏季实施渡海作战，夺取台湾。

　　组建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在 1949 年被提上议事日程。 1949 年 1 月 8 日 ，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并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通过，决定在 1949 年及 1950 年， 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2] 1949 年4 月2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 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此时，中国的海军只有战斗舰艇 51 艘，登陆舰艇 52 艘，辅助船只 31 艘，共计 134 艘， 43971 吨。主要是由抗战时期具有海军特色的两支部队和起义军组成，政治思想和技术水平、战斗力都比较薄弱。中国的空军始于 1949 年 8 月正式组建的防空飞行部队，有飞机不过 80 架，能参战者 30 架。主要是由缴获的、起义的、或修复日、美的旧飞机拼凑起来的。这是一支力量薄弱的海、空军部队。

　　在短期内迅速筹建较为强大的海、空军部队，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寻求苏联的帮助，这在当时不仅可能，而且成为中共考虑的重点和首选。 1949 年 7 月 10 日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 月 25 日 ，毛泽东进一步指示正在苏联秘密访问的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要求，为中国培养 1000 名飞行员、 300 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卖给中方 100-200 架歼击机、 40-80 架轰炸机，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斯大林答应了中共的请求。 [3] 1949 年 8 月，刘亚楼等到苏联商谈有关海空军创建事宜，并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 6 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 434 架，派遣专家 878 名。

　　1949 年 10 月缺乏海军作战经验的人民解放军登陆金门岛战役失利，这大大震动了全党和全军，也给能否如期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蒙上了阴影。第三野战军的三个团约 9000 多人登陆金门岛后，不曾想，船只遭遇落潮全部搁浅，既无法返回，又使后援无法跟上。这 9000 多名战士大部分牺牲。这次失利使全党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在为军委起草的《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中，告诫全军，“必须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的把握，再行发动攻击”。 11 月 3 日 — 6 日，中共发动舟山登岛战役，又一次付出伤亡 1490 人的代价并被迫撤出战斗。 [4] 这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谨慎对待一切登岛战役。在部署定海、舟山群岛、海南岛等渡海作战问题上，毛泽东一再拍发电报，告诫前线部队必须做好周密准备，“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5] 1949 年12 月18 日 ，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的电报中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 依靠后援。” [6] 登岛战役的一再失利，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急切地希望得到苏联更多的帮助。军界的高级领导人甚至盼望苏联能够直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中共解放台湾。 1950 年 1 月 1 日 ，刘少奇把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转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并强调：“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 [7] 毛泽东便在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了中共的这一要求。

　　毛泽东说，“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8]

　　毛泽东的这一请求，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斯大林马上说，“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涉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9]

　　事实上，苏联斯大林拒绝了毛泽东希望苏联直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中国解放台湾的请求。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苏联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帮助中国解放台湾。那就是提供海空武器装备，派遣专家指导中国海空军发展。应该说，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是巨大而无私的。从 1950 年 2 月到 12 月，尽管苏联也有约 1 个混合航空兵集团和 14 个航空兵师到达中国，但主要在上海、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担任防空任务。并在事实上担负着训练中国战士的任务。 [10] 显而易见的是，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量军事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国筹建了多所海、空学校，帮助中国培训了大批海、空战士和干部，组建了新技术兵种部队等。同时向中国提供数量巨大的军事贷款，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向中国出售海、空军相关设备和武器。

　　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中共从起义的原国民党空降团中挑选一个空降连，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这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50 年 2 月 4 日 ，毛泽东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要求对前起义过来的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加强政治训练，在其中发展党员，为的是以这批伞兵做基础，训练一支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从 1950 年 1 月开始，苏联向中国出售了大量飞机及中国需要的各种舰艇。 1950 年苏联为中国提供贷款 6000 千万美元。其中，除钢轨外，绝大部分用于购买飞机（ 340 架）、汽车、降落伞、高射炮、炮弹、汽油以及海空军各种器材。 [11] 从 1950 年 2 月到 1955 年 10 月，苏联向中国提供总计 62.88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由于抗美援朝的爆发，其中，用于抗美援朝的贷款额为 32 亿旧卢布，直接用于海军的贷款为 6.1 亿卢布。 [12] 1954 年苏联与新中国签定“六四协议”，向中国提供大量先进的俄制驱逐舰、潜艇、扫雷舰、驱潜艇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向中国派遣的大量军事专家和顾问，直接参与并帮助中国创办 6 所航校和多所海校，直接培训了中国许多飞行人员和潜艇人员。帮助中国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海、空军迅速发展成为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现代化部队。苏联在中国海、空军初创和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 [13] 1954 年 8 月，中国大陆会合三军攻打一江山岛，空军派出 200 架各种飞机的战斗队，参战的海、空军航空兵部队出动 755 架次，显示了中国海军、空军较强的海空作战能力。国民党台湾当局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人民海空力量的威胁。

二、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台湾问题立场的微妙变化

　　正当中国紧锣密鼓地为 1950 年春夏实施渡海作战夺取台湾作全面准备，并且已经在东南沿海调集 16 个军的兵力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侵入朝鲜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解放。这使中国解放台湾的任务被迫搁置下来。夺取台湾的时间表被迫推后了。中共不得不调整军事战略和宣传攻势。 6 月 30 日 ，周恩来对海军司令肖劲光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 …… 。我军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延。” [14] 1950 年9 月29 日 ，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求在今后的宣传中，“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 [15]

　　在台湾与朝鲜都遭受美国侵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暂时决定放弃攻打台湾，而选择首先解决朝鲜问题。其原因，除了当时国际局势把朝鲜战争更为突出出来，并且由于美国在侵略朝鲜的时候，对中国东北边境实施轰炸，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斯大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朝鲜帮助金日成打败美国。 从近期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斯大林主张 中国改变军事战略方向，把出兵朝鲜作为首要任务，台湾问题附带解决。斯大林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既解决了朝鲜问题又有可能解决台湾问题。他说，只有出兵朝鲜，才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最后也将被迫放弃台湾，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军事基地。 [16]

　　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斯大林是兴奋的。苏联为中国抗

　　美援朝提供约 32 亿旧卢布的巨大贷款和援助，并且利用联合国，与美国展开斗争，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台湾。随着中朝军队的节节胜利，美国被迫与中朝双方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提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条件中，是坚决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内容的。中共主张，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对于这 5 项条件，苏联提出，如果美国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主张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掉美国的嚣张气焰，逼迫美国放弃对台湾的控制。这一思路与斯大林督促中国出兵的建议是一致的。

　　当联合国 1951 年 1 月 13 日 通过由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新议案，这个议案在强调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之后，主张停火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议案。这一举动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支持和赞同。显然中国的这一态度和斯大林的立场都是主张对朝鲜问题作彻底解决后再解决台湾问题。

　　中朝两国军队在随后的第五次战役之后逐渐失去谈判的有利时机，日益陷入被动局面。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朝鲜，都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在苏联的和谈条件中，已没有了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不得不降低要求：“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17] 事实证明，通过朝鲜战争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落空了。

三、 50 年代中期，苏联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积极态度

　　50 年代中期，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在联合国舞台上，强烈谴责美国的对台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对我国解决台湾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政治态度。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先后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共同防御条约》，大幅度增加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派遣数目庞大的军事顾问团，等等。并炮制出所谓安理会“停火案”，以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为借口，阻挠中国军队解放大陆沿海岛屿，进而使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长期化和固定化。台湾海峡的局势迅速紧张起来。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立即将解放台湾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1954 年 7 月 21 日 毛泽东给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去电，急切地提出了解放台湾的问题：“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推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8] 随即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 1954 年 7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随后朱总司令发表讲话，周恩来发表外交报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宣告：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5 年 1 月，中国大陆会合三军攻打一江山岛。在美蒋出席马尼拉国际会议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之时，大陆对金门国民党守军进行了第一次猛烈炮击。

　　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共试图武力收复台湾的行动变得日益艰难。从 1955 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和构想。 1955 年 3 月 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4 月 23 日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向美国发出了谈判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信息。随后，中国政府释放了 4 名扣押的美国飞行员和 11 名在押的美国间谍。美国政府做出积极反应。 1955 年 8 月，中美大使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

　　此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对于中共解放台湾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在外交舞台上全力揭露并谴责美国对台湾的侵略。 1954 年 12 月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提出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其后，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制止美国利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就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不久，苏联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索波列夫发表讲话，指出，这个条约旨在“使美国武装部队对台湾的占领永久化。”针对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所谓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提案，苏联代表揭露说，这一所谓“停火案”，“是一种笨拙的阴谋”，旨在强迫中国放弃对长久以来一直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巩固美国对这些岛屿的非法霸占。

　　1954 年 9 月 30 日 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的赫鲁晓夫，在北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六万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它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得一部分——的愿望，对苏联是亲切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 “苏联人民对伟大中国人民的崇高事业表示深切的同情，支持中国人民从台湾蒋介石匪帮压迫下解放自己受苦难的弟兄并消灭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的决心。这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我们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台湾一定能够解放，一定能够回到自己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20]

　　随后中苏两国之间的最高级别会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宣言》，一致宣布“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和支持、援助台湾与维护远东地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相悖的 …… ” [21]

四、 50 年代后期，苏联与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使苏联在对待中国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发生改变。 1958 年台海危机引发的中共炮击金门事件，验证了苏联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分歧。

　　1958 年下半年，使中国做出炮击金门决策的原因有四，一是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美军入侵黎巴嫩，英军侵入约旦，中东成为国际冲突的新焦点。二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 7 月 17 日 蒋介石下令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并调兵遣将，增派驻金门的部队，海峡两岸局势随之紧张起来。三是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海军参谋长帕克大肆叫嚷，美国军队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四是美苏正在进行缓和关系的谈判试探。

　　基于对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支持，对台湾蒋介石实行惩罚式打击，试探美国对台反应并督促中美谈判重新进入正常化，也为了回应美苏正在进行的缓和谈判， 1958 年 7 月 18 日 ，毛泽东召集高级将领，具体部署了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 8 月 18 日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8 月23 日 ，震惊中外的“炮击金门”开始。

　　当美国做出强烈反应，迅速在台湾海峡集结了 7 艘航空母舰、 3 艘巡洋舰、 40 艘驱逐舰，美空军第 46 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也进驻台湾、菲律宾，美国海军陆战队 3800 人在台湾南部登陆时；当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在策划蒋介石撤退金、马，以造成台湾与大陆永久隔离的局面时，他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实施了留金、马于蒋介石手中，即毛泽东所说的牵制美国的所谓“绞索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 ，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名义两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在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国，鲜明地显示了中共“联蒋抗美”，反对分裂，统一中国的原则立场。

　　炮击金门、马祖，引起了苏联赫鲁晓夫的震惊和不安。中共事先并没有向苏联当局通报此事。这在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证实。他说：要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和苏联商量好的，那就错了，赫鲁晓夫访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他在 1958 年 7 月 31 日 至 8 月 3 日 访华时没有得到中国炮打金门的任何信息。金门炮战后，赫鲁晓夫急于想了解中国的意图，于是在 9 月 5 日 打电话给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命其转告周恩来，拟派葛罗米柯外长于当晚秘密访华。周恩来向苏联参赞说明，中国炮击金门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在沿海骚扰，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同时声明，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绝不连累苏联。 9 月 6 日 ，葛罗米柯和它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卡皮查到达北京，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接见了葛罗米柯，说明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和中国将自己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不会拖苏联下水。在摸清楚中方的意图并得到中国的承诺后，赫鲁晓夫于 9 月 7 日 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强硬地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略，苏联也一定要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

　　但这丝毫没有减轻赫鲁晓夫内心对中共的强烈不满。此时赫鲁晓夫正在谋求与美国缓和关系。任何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的举动，都被认为是对苏联战略利益的挑战。更何况中国与苏联拥有同盟关系。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金门炮战被认为是“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 [22] 认为 1958 年台湾海峡事件“完全同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关于保持国际关系稳定的整个路线相对立，这一步骤十分清楚地向苏共、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及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表明，毛泽东不同意他们关于在国家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的总方针。” [23] 中苏的分歧强烈地反映在了中国解决台湾的问题上。

　　一年之后的 1959 年国庆节前夕，赫鲁晓夫访华，明确要求中国采取主动步骤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指责中国去年不该对金门打炮，说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苏联带来了困难。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24] 并且暗示中国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的处理办法，让台湾成立“共和国”，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共放弃台湾。

　　把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看得重于一切的中共，绝不允许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有损国家主权的事情发生。中共反对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事件指手划脚。从此之后，中共把解放台湾的基点完全放在了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上。而中苏关系却由此走入低潮。苏联对中国台湾问题立场的演变，反映出苏联战略意图的改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一卷 1949 年 10 月—— 1956 年 12 月），宋恩繁，黎家松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

[2]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第 330 页。

[3] 《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闻一，丁明译，沈志华编注。

[4]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 — 1960 ），沈志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版。第 95 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203 页。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90 页。

[7] 《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第 252 页。

[8] 《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沈志华，《党史研究资料》 1998 年第 5 期。

[9] 《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沈志华，《党史研究资料》 1998 年第 5 期。

[10]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 — 1960 ），沈志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版。第 93 — 175 页。

[11]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第 394 页。 .

[12]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 沈志华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 . 第 397-398 页。 .

[13]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 — 1960 ） , 沈志华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版 , 第 93 — 175 页。 .

[14]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孔寒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年，第 158 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536 页。 .

[16]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8 年第 1 期。

[17]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第 287 页。 .

[18]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第 41~42 页。

[19] 《中苏友好文献汇编》（ 1949.10----1959.10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传部编 1960 年 2 月，第 101 页。 .

[20] 《中苏友好文献汇编》（ 1949.10----1959.10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传部编 1960 年 2 月，第 102 页。

[21] 《人民日报》， 1954 年 10 月 12 日 。

[22] [ 苏 ] 奥 . 鲍 . 鲍里索夫、鲍 . 特 . 科洛斯科夫著：《苏中关系（ 1945 —— 1980 ）》中译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 4 月版，第 143 页。

[23] [ 俄 ] 尤 . 米 . 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1 页。

[24] 1959 年 10 月 2 日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的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