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马 陶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问题就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焦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紧要关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长期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这时热切地盼望和平，希望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地要重新发动一场内战，妄图借以垄断抗战胜利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然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终究与过去不同。这时不仅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全国人民迫切地要求和平，而且国际上美、英。苏三国当时也都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也不赞成中国再度发生大规模内战。

一、战后时局中的东北问题

　　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背着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的中国，达成了有损于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作为交换条件，苏联表示愿与中国国民党政权订立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并支持国民党政权。美国则企图通过把中国在东北的权益送给苏联，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并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消灭日本军队主力，以减少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损失；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达到其通过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把中国变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领地或附庸国的目的。以此达到在战后抗衡苏联，牵制英国，监督日本的战略需要。

　　对国民党来说，当时发动内战还有更大的困难，就是它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内战前线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这就迫使蒋介石在发动内战之前，不得不一面向全国人民摆出和平的姿态，接连向延安发出三份电报（即八月十四日 、二十日、二十三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商所谓和平建国大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则为此也到了延安。蒋介石的诡计是：如果毛泽东不去谈判，他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就可在谈判桌上对其施加压力，逼迫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另一面，如果两计都不成，蒋介石也可利用谈判之机麻痹人民，争取时间，以便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将在大后方的精锐部队抓紧运往华东、华北、东北等地，进行内战的部署。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当然看得很清楚，深知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更为了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的发生，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应对蒋介石对于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明确提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现在蒋介石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只好拿起武器，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同时，对于美蒋反动派的政治欺骗要有清醒的头脑，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只要我们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扫除了对于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唯武器论”的影响，加强自己的信心和力量，我们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即将展开大决战的历史转折关头，使全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明确了正确的斗争方针，极大地鼓舞了依靠人民自己力量夺取斗争胜利的信心，也为中国人民粉碎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八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胆略，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扬。重庆谈判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国民党妄图以“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为借口，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蒋介石在谈判的同时，即密令国民党各战区印发他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剿匪手本》，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并妄图用武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我军针锋相对，给以迎头痛击。蒋介石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不得不于 十月十日 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签署了国共和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虽然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谈判还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诚意，揭露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教育了广大中间人士，使国民党更加陷于孤立被动的地位。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将江南部队撤往江北。但蒋介石却违背协定，继续调遣大批部队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线向华北、东北疾进。从十一月起，重庆、昆明等地学生和各界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运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内战，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表示赞成中国的团结和民主，并于 十二月二十日 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这样，蒋介石不得不执行双十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国民党被迫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历史证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应对国内复杂时局的研究，采取一手争取和平，一手准备应付内战，说明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主要目的，是成立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会政府，推迟或限制内战的爆发。但它在抗战胜利后至全面内战爆发这期间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在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毛泽东尽管认为内战与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认为只要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要大于战争的可能性；停战协定签订后至四平之战结束阶段，毛泽东认为这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真诚希望与国民党及国内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四平之战后至全面内战爆发，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内战，毛泽东争取和平主要是从策略考虑，即尽可能争取时间备战，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二、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

　　在同蒋介石反动政权进行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最后决战中，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极端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集中了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智慧，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制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第一次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争取了主动，最终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内战危机却丝毫没有丧失警惕和放松做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粉碎蒋介石大举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而在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中，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力争实现我党我军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控制东北的任务如此紧迫，是由东北当时所处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的。东北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在这里进行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量抗日武装。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东北由谁来控制，为谁所占领，便成为对国共两党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焦点。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那它就不仅能割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而且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反之，东北如果为我党我军所控制，不但可以摆脱根据地长期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状态，而且还可与热、察两省连成一片，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这里发达的工业与丰富的物产，把东北建成巩固的战略基地，并以此为依托，与全国各解放区相配合，坐北面南同敌人进行斗争，这就必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早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七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曾在电报中探讨过在战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北三省去。到了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更明确地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强调指出，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就是基于这些考虑，还在苏联红军刚刚出兵东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派遣长期驻在东北边界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队，先行进人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并很快收复了山海关、锦州等地。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为了迅速争取东北，当即致电晋察冀和山东分局，要求立即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苏联红军占领地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然而这时的东北由于处在苏联红军的管制之下， 尽管苏联出兵东北急剧地改变了战争态势，为我们党争取东北地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 苏联又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使东北地区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复杂性。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东北的工作如何进行？派于部去是肯定的，派大批的部队去行不行？这些都由于当时情况不明和对苏联的政策还不很了解，而很难确定下来。 中共中央还来不及适应新的形势作出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也下不了决心收缩南方各根据地的兵力，向北发展，达到力争控制东北地区的战略目标。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即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主持全党全军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面对这种内战迫在眉睫的严重局势， 刘少奇根据当时极其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在集中党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 经过与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多次电报来往，反复研究了全国和东北地区形势的发展，指出 我党我军应改变原来“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1页）

　　中共中央迅速明确果断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及时调整了全国的部署。为了缩短战线，以便集中我军兵力，实现我党我军力争东北的任务，刘少奇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中央提出的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的建议，提议将新四军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五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可依靠剩余力量加以扩充并坚持发展下去。 九月十五日 ，刘少奇在《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中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0 页）。刘 少奇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集中集体的智慧，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规定我党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把东北建成中国革命巩固的战略基地。 同时， 刘少奇 一面立即抓紧安排干部和调集部队迅速开赴东北，一面密切注视东北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基本实现了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 这一决策对我党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从而为解放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随后，中共中央陆续派遣了包括四名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十名中央委员和十名候补中央委员，率领二万干部和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地区，开始创建广大的东北革命根据地。

　　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深知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抢占了东北地区，将势必隔离我党我军同苏联等国家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切断我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从而形成对我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解放区南北夹击的包围局面，使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故蒋介石把争夺东北地区作为其发动内战进而继续统治全国的重中之重。国民党惟恐东北地区为我所控制，便在美国的授意下，于 一九四五 年八月 十四日与苏联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即利用这一条约取得“接收东北地区主权”的合法地位。当在重庆进行的国共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便密令各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抓紧时机”，“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当年八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重新划分了东北地区，将东北地区划分为九个行省，并任命熊式辉为东北地区的新任行营主任。同时，在美国的直接援助下，国民党分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地区运送兵力；派出大批“接收人员”潜入东北地区“收编伪满汉奸、特务、宪兵、警察、伪军和地主武装与土匪”，抢占已被苏军和我军解放了的东北各个战略要地。当时东北地区成为国共双方斗争的重要焦点之一。

　　从当时全国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国民党军队暂时拥有优势，除了四百三十万军队之外，还接收了日军一百万人的装备和美国装备的四十五个师。国民党政府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占有现代工业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取得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额资助。而人民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正规军六十一万人，缺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解放区人口一亿多，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并且处于被敌军分割的状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解放区的后方还不十分巩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动用国民党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即一百九十三个旅，一百五十万人的兵力，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企图首先消灭中原我军，攻占苏皖和华北，“妄想四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解决东北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25 页）。另外，还以大量的地方团队、还乡团等，与其正规军配合行动，对解放区实施军事进攻、政治欺骗和经济摧毁相结合的总体战。妄图迅速消灭人民解放军，摧毁解放区。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而蒋介石所发动的是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人心不顺，兵无斗志，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为凭着其在军事上的明显优势和美国的鼎力支持，就可以在短时期内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以扫除其推行反动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很快消灭，相反，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只用了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转人了战略反攻。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形势。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作战，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在遭人民解放军大量歼灭后，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七十余万人，其正规军由二百万人减少为一百五十余万人，其战略态势越来越不利。其主力深深地陷在山东和陕北两个相隔很远的战场上解脱不出来。

三、东北根据地的创立

　　首先，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同广大农民劳动群众联系甚至打成一片，依靠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在实践中根据东北斗争的具体实际，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当时东北农村的情况，一是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无地耕种，乡村经济日益凋敝；第二，雇工多，赤贫化严重。他们生活饥寒交迫，备受屈辱，过着“屋上无草露着天、炕上无席露着砖，身上无衣怨天寒”的苦难生活；第三，地主阶级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制度，这就为维持反动阶级的政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日本投降后，地主阶级与敌伪势力的直接勾结，为继续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又与敌伪残余、国民党特务、土匪等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进一步扩大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更加残酷地盘剥农民。

　　不难看出，渴望得到土地，是广大农民盼望已久的普遍的根本的迫切要求，只要深入发动群众，从满足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迅速带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就会取得广大农民对我党我军的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在各地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4 页）刘少奇明确提出：实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彻底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要求将“各地发动群众的具体情况，望经常电告，中央很关心这一工作进行的情况和程度。”（《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6 页）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也要看到，国民党是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的，“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5 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我党我军在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全力以赴地做争取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工作，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因势利导地将农民的民族斗争觉悟，引导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斗争觉悟上来。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整个民主革命事业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斗争精神，使农民群众不仅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而且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保田、保家”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他们踊跃参军参战。例如到东北全境解放时，我军已由三年前的10余万发展壮大成一支拥有130万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了，其中来自翻身农民参军的总计在百万人以上。正是由于我党在创建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发动群众 这一决定性的环节，在国民党认为的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建立起了一块坚不可摧的巩固的根据地，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兵源、粮源和可靠的后方，取得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定性条件。

　　其次，提出新形势下的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

　　从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我党曾经夺取过一些中小城市，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们一时占领的城市势必很快得而复失。因此，党在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斗争道路中，采取的城市政策一般是惩处反革命分子，开仓济贫，破坏那些有利于敌人的军事、交通设施，等等。

　　而面对解放战争这种新形势，以前党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显然不能适用了。必须根据解放地区的具体特殊情况，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共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指示全党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之后，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把争取城市工人群众，发展生产，掌握城市的经济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首要任务。

　　早在我党进入东北地区之初，根据东北地区城市工作的具体情况，中央指示东北局：“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3 页）对城市里的工厂、机器、建筑及铁路设施都要加以保护。因为这些财产已经或即将属于国家和人民所有，一进城市就要将其保护起来。以便我们利用城市的条件，发挥城市的优势，支援根据地的斗争和解放战争。不久，由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兵压境，我军在东北各地迅速展开，随即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频繁的大兵团作战，根据地处于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为了保存实力，同时也为了争取国共和谈中的有利地位，我们必须从有的城市撤出，暂时放弃。我军退出大城市后党的城市政策是，“从城市退出时，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搬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对铁路，除了军事上有必要者外，亦不要破坏。”（同上）

　　城市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依靠工人群众，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东北的城市工人运动。东北共有90万产业工人，约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我党建设东北根据地、开辟战略大后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过去，东北城市工人阶级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受迫害最重，受压迫最深。鉴于抗战初期我党在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建设方面注意不够的情况，中央提出，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应当充分注意。在往东北抽调大批干部的时候，中央要求有关部门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抽调工业和工运干部派往东北。同时，中央于 1945 年 10 月 12 日 ，给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发动和依靠工人接收管理工厂企业的指示。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统一领导和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迅速成立起了沈阳等市的工会组织。并决定中央委员陈郁同志以顾问的名义受聘于沈阳市总工会，领导沈阳和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各地工会组织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争取和依靠工人群众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注意从解决当时工人迫切关心的改善生活的问题着手。这样不仅解决了工人面临的生活困难，而且在工人群众中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为把工人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各地工会给工人群众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着重进行政治教育。像东北解放区那样“大办工人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并以“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各种政策教育等为主要教学内容。“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425 页）

　　由于我党在东北地区城市工作中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争取了工人群众的拥护，使东北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出现了新的局面。到东北全境解放时，全东北产业工人中已有党员 16 ， 500 余人，占职工总数的 1 ． 8 ％。 1948 年 8 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同志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四、东北根据地建设的胜利

　　随着东北根据地内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前，解放区工农业生产也有发展，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比以前更加雄厚，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大规模作战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战争的胜利发展和敌我形势，提出了今后三年建设人民解放军五百万，每年平均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任务，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正规战和大兵团作战，加强解放区建设，做好支前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革命运动。为此，中央军委指示各战场发起秋季攻势，要求部队必须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必须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必须集中兵力，分期分批就地歼灭敌人的战略集团。

　　在济南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组织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伟大战略决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战略决战首先选在形势对我有利的东北战场上。

　　在东北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集团辖四个兵团，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五十五万人，经过我军一九四七年夏、秋、冬三次强大的攻势之后，敌军被迫龟缩于长春、沈阳、北宁线三个互不相联的孤立的地区，分别被我分割包围着。总兵力只有四十八万多人。而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则有六十万人，地方部队三十万人，占有相当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时，华东野战军等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有力行动，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辽沈战役，使敌人不能抽调更多的兵力增援东北战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 ，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主力南下北宁线，拿下锦州，把敌人封锁在东北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的要求，发起了辽沈战役。十月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十余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锦州解放后，长春守敌曾泽生部随后宣布起义。余敌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下全部投诚。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军又将援锦之敌第九兵团十万余人，全歼于黑山、大虎山地区，生俘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于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三十六个师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进行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加上其他战场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也使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敌军总兵力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全国战场的军事形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使原来预计的解放战争的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