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穿与炼干及填仓关系辨正

荣 真

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考察和论证了补天穿与炼干、填仓习俗的内容以及三者间的关系，认为三者是在治水之文化母题之下发生和演变的三种民俗模式，其中后两者由前者变异而来，与前者一起构成了系列化的治水民俗。

关键词：

　　补天穿　炼干　燎疳　疳娃娃　填仓　煎饼　灰圈

　　治水是中国神话中一个永恒的母题，许多神话和古史传说、原始宗教信仰等皆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产生并流行至近代乃至 20 世纪初期的补天穿、炼干及填仓等岁时节日，则是由此母题衍出的三种民俗类型，它们各有其特色，但又都存在着共同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1]，由此共同组成了古近代有关治水民俗的连续画面。

一、对补天穿民俗事象的考察

　　明清乃至民国时期，补天穿习俗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在陕、晋、豫三省交界地带。如：

　　康熙《解州志》：“ ( 正月 ) 二十日，置煎饼于屋上，曰补天。”

　　雍正《陕西通志》：“（池阳）以 正月二十日 为天穿，以红缕系饼饵掷之屋上，谓之补天。”

　　其他如康熙《朝邑县志》、同治《阳城县志》、民国《华阴县志》、光绪《新修渭南县志》、嘉庆《渑池县志》、光绪《重修灵宝县志》等地志均有相同的记载。

　　由上引材料，我们可以抽象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补天穿由摹仿女娲补天而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民俗事象是以煎饼置于屋上；有些地方是用杂面渣饼、烙饼或蒸饼置于屋上，但基本的要素没有改变，即它们都是一个圆形。这个符号非常重要，它不仅在补天民俗中起到了结构支撑的作用，还将在其他有关的民俗事象中起到重要的结构作用。中国最为古老的宇宙观是所谓的天圆地方，饼的形状与圆天完全相同。按照“同类相似”的巫术思维，补天穿习俗实际上就是以饼为基本符号，作为完整的毫无灾异之征的天穹的再现，将其投于“屋上”，直接面对着高远的人力不可及的苍穹，从表达着农业民族一个基本诉求，即未来一年的风调雨顺，从而发展出治水文化母题之下的“圆饼补天”型的民俗模式。

　　第二，在前述地方文献的资料中有“以红缕系饼饵”的现象。《风俗通》： “ 五月五日 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 [2]此种风俗一直流传至近代 [3]。此系以索之形长喻人之命长。以红缕系饼置于屋上，也是取“长”这个象征意义，并引申为永远之义，希望天永远不漏，即水患不再发生。

　　第三、补天穿之节期一般在 正月二十日 。叶春生《广州岁时节令通考》说：“考天穿日即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日，一般在每年阳历十九日，阴历正月十九至二十三左右，是日‘天一生水'，多半有雨，故谓之天穿。” [4]根据这个解释，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天穿日基本上符合时令，只有如河南灵宝、陕西华阴等地的三十日天穿节期超出节气的时间长了些，这可能同当地具体的人文与环境相关，岁时民俗在日期上的变异是常见的，我们在后文的有关填仓民俗的考察中还要具体论及。

　　第四，在古代中国， 补天穿习俗曾在除边疆地区以外的全国许多地区流传[5]，到明清以至民国初期也可能更晚，补天穿之俗仍在秦、晋、豫三省交界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着[6]， 并没有在明清时期衰落，上引地方志材料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而在其他地区，补天穿则发生了变异，其结果，一些地方例如江西、安徽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在明清时期已经全然不见其踪影；部分地区则围绕补天发生变异，例如后文将要予以阐释的炼干和填仓；还有一些地区的补天穿习俗已经完全失却其本来意义，成为生殖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江南以及两湖部分地区。例如江南的光绪《归安县志》：“（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多为幼女穿耳。”乾隆《湖州府志》也有相同的说法。在上述地区，“为幼女穿耳”的天穿又大多与“花朝节”融为一体。湖南嘉庆《浏阳县志》谓二月望为“花朝，是日穿幼女耳”，演为女性人生之初礼[7]。而江南一些州县则反补天之道而行之。民国《太仓州志》：“（正月）二十五日，谓之天穿，有雨主稔。”光绪《常昭合志》：“（正月）二十五日，俗称天穿日，宜雨；雨则是岁不患旱。”充分说明了地域性对民俗演变的重要作用。

　　第五，古代还有人日食煎饼的民俗事象。 常建华 先生引证了一些记载，如《唐六典》：“节日食料， 正月七日 、 三月三日 煎饼。”《契丹国志》：“人日，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俗云熏天，未知所从出也。”判断为：“从资料来看，人日食煎饼的习俗始于北方，流行于北方。……熏天之俗既然在人日，与女娲神话有关。……‘熏天'就是以火克服天漏之水，煎饼是为了补天。”[8]从总体上说， 常 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人日熏天显然是补天系列民俗之一，但熏天之俗并非仅在北方流行，南方也曾见[9]。更重要的是，熏天之俗更类似后文讨论的燎干之俗，不属于补天型的民俗模式，应该是除病、除疫的一种巫术，而决非以火克天漏之水也。此问题后文将继续论及。

　　第六，在补天穿以及填仓习俗流行的部分地区如陕北、陇东以及京畿地区，明清时期的民间还活跃着一种名曰“扫晴娘 ” 的巫术形式。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雨久，以白色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清人富察敦崇亦云：“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10]此类民间巫术纸人在陕北和陇东被称为“扫天婆”、“扫天媳妇”、“取云娘娘”、“扫天娘”等等。根据 靳之林 先生类似民族志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此类巫术剪纸之特点为：第 1 ，全为女像；第 2 ，常见的纸人手中所持之物，有帚、掸等。靳之林记曰：“河南灵宝剪‘扫天媳妇'挂在院里时，口中念叨着：‘扫天媳妇'你是神，你上东南扫块云。'”而“陕西铜川李惠云剪的一种扫天媳妇是一手持灰包包的骑马婆姨，她说：‘骑天马上天扫天，灰包包里装的是灶灰，撒在天上。'”民间将女娲神话中的“芦灰”理解为灶膛灰，是以可知填仓之“以灰作囤”亦系模仿女娲补天之故。有些“扫天婆”“左右有双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鸡乃男阳之象征，其实亦为太阳之象征，因日中有三足乌，其中一足，即为男阳也。是可知以鸡这一巫术符号隐喻以阳克阴而止雨治水也。所以靳之林认为持灰包包的扫天媳妇就是传说中的女娲，是正确的。但是靳之林又将未持灰包包的扫天娘之原型确定为黄帝女魃 [11]，却可商榷。在治水这一中国神话母题之下，补天穿为圆饼补天型，扫天娘以帚扫云与补天、积灰止水等形式虽有小异，但在本质、动机方面完全一致，即以模仿巫术的形式控制阴阳，以使民泰年丰。《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伐黄帝，“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由此观之，黄帝女魃止雨之说完全不合补天之母题，所以，扫天娘决非黄帝女魃也明矣，仍是治水女娲的一个隐喻符号。

二、对炼干事象的考察及其与补天穿关系的辨正

　　与补天穿密切相关，明清乃至当代，中西部一些地区还有名曰“炼干”的民俗，主要分布在陕北、陇东以及宁夏的部分地区。如民国《安塞县志》云：“（正月）二十三日夜，家家院内打火，又淋榐布水于火上，谓之炼干。” 常建华 先生认为“火上淋榐布（抹布）水，立即会蒸发，以火克水。虽然与将煎饼放在屋上象征补天方法不同，目的是相同的。”[12]这里的问题是：如只是象征“以火克水”，为何一定要用“榐布水”这种污水？依 常 先生的说法推理，“干”意味天晴，是好事情，但下引材料证明人们害怕这个“干”。民国《洛川县志》云：

　　正月月尽之日，备麻子、麦、豆等，先入水泡湿，总置锅中炒干，名曰“炼干”。俟夜，各户将屋庭扫除洁净，积秽物于一处，并入所炒麻子之类燃之，更撒以盐，取其爆发，意谓可除秽气也。然后将小儿衣被等物一一于火上燎之，且念之：“炼干哩，花花女上天哩，我院里坐官哩，你院里打砖哩。”新妇归宁者，必于是日返夫家，谓之“避干”。

　　此“干”应该是一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光绪《绥德州志》：“ （正月）十六日晚，家人在门前举火，以燎百病。” 光绪《甘肃新通志》：“ （正月） 二十三日，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燎火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

　　上述所谓炼干、燎疳之民俗不仅发生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即使是在当代的甘肃宁县，每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有燎疳之俗，其内容一同上述，只是没有歌谣。另外，除去日常饮食以及个人的洗漱以外，是日不得用水，特别是严禁将水撒到地上[13]。《光明日报》在 2002 年发表了记者采访甘肃盐池县举行燎干现场的报道，其中写道：

　　只见每堆火旁都围了许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儿童觉得十分好玩，便排着队跳过来跳过去。……他们的家长……等到火势小时才去跨越。……当火烧到一定的时候，有人就把成挂的鞭炮投向火中，火堆里顿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有人还端着一碗大颗粒的盐，一把一把地往火里撒。记者忙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告诉记者，这是为了把灾难压下去[14]。

　　综上，笔者小结如下：

　　第一、“炼”、“燎”，皆为以火除疫之意；“干”者，即去湿而健也。《说文》：“乾，上出也， 从乙。乙，物之达也。 ”段注：“此乾字之本义也。……而孔子释之曰：健也。健之义生于上出；上出为乾，下注则为湿。” 又乾字之古文从 倝，《说文》段注：“日始出光倝倝也。”可见炼干是以火模仿太阳，除尽由洪水带来的湿气和疫气。

　　第二、榐布，除秽即除疫之工具；榐布水，乃疫气之所集，淋之于火，乃以火去疫之意。

　　在一定条件下，火可以克水，但前引资料显示给我们的，却不是对火的这种特性的巫术利用，而是一个完整的除疫过程。大火灼天，一片光明，与风雨如磐的昏黑日月形成巨大反差。所以，与“秽”相对立，火必然象征着洁、吉、光明和生存。而洪水过后匆匆赶来的往往是瘟疫；除疫与治水、避水都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先民相信圣洁之火可以彻底除去秽物也即疫气。如此，炼干仿佛是对补天穿活动的一个总结：天堵上了，暴雨停止了，河水渐渐地回归了故道。太阳从还十分厚重的云层中露出脸来，大地一片光明。人们开始重整家园，收拾什物，除去洪水带来的痕迹，努力防止瘟疫流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事实上无论多猛烈的火焰也无法克制洪水（雨水）。在所有有关治水的神话或者民俗之中，我们都没有发现所谓“以火克水”的现象。因之证明先民的思想观念中从未有“以火克水”的意识，故后世也只有以火克金而不能克水的观念。反之，克火者却是水，而克水者则只能是土（灰、息壤）。

　　3 、“剪纸人刺孔”为陇东、陕北习俗，为泄病气或疫气。笔者在甘肃天水考察时，见到伏羲庙内的古柏上贴有许多红色的剪纸人，刺孔多寡不一。当地人告诉说：患病之人剪纸人象征自己，谓之“疳娃娃”，并将自己的病灶所在刺在纸人相应的部位上，在自己生日那天将纸人贴在伏羲庙，请神帮助泄病气。这也是将伏羲看作为中国医药祖神的一个例证。

　　另外， 靳之林对 燎疳民俗事象进行了比较仔细地观察和记录，亦谈到西北有名曰“疳娃娃”的剪纸：

　　春节，家家门口点起火堆，用黄表纸剪成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图案的纸人，投入火堆，燎疳疗病，驱邪消灾的叫 “ 疳娃娃 ” 或叫 “ 燎疳娃娃 ” 、 “ 送疳娃娃 ” 。
甘肃环县曲子乡袁存英（ 68 岁）……说： “ 疳是一种病魔，疳到人的鼻子上，人就没有鼻子，疳到嘴上，人就没有舌头了，疳娃娃是辟邪的 ” 。 正月二十一 日用黄表纸（黄表纸是送神送鬼的）剪一串串疳娃娃贴在门楣上，上边再斜放一把谷草，这叫 “ 引疳 ” ，二十三晚上家家门口失火堆，将纸人和谷草投到火里叫 “ 送疳 ” 。有的地方二十一日 “ 引疳 ” ，二十二日 “ 正疳 ” ，二十三日 “ 送疳。 ” [15]

　　疳，中医病名，亦称疳积，因营养和消化不良或因寄生虫引起的小儿贫血症 [16]。但燎疳之“疳”指的是一种疫病，以火“燎”人、物以及“疳娃娃”即前引地方志之“花花女”的目的，正在于除去这种疫病。燎疳的出现，说明补天穿习俗在明清时期的陕北和陇东由侧重于补天变异为祈愿人泰年丰。如果将补天作为思维的逻辑起点，则如此祈愿也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发展。虽然如此，其中的民俗事象仍然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补天巫术的痕迹，如严禁用水、食煎饼等。

　　5 、正因为上述，归宁的新妇所以在炼干日必须离开娘家，是为避免受到娘家的病气、疫气传染，影响夫家的传宗接代。

三、对填仓事象的考察及其与补天穿关系的辨正

　　关于填仓，主要流行在北方。 常建华 先生认为： 1 、天穿与天仓日期相近，名称发音相近，有混淆现象； 2 、天穿衰落于明清，填仓兴起于明清； 3 、 正月二十日 为小填仓源于曾是天穿节的节期。有些地区的小填仓定在正月的十九日或二十一日也是由二十日曾是天穿节而发生的节期变异。填仓日在二十四日或许也是由二十三日天穿节变异所致； 4 、因为小填仓源于天穿，二十五日的大填仓才是填仓节的正节。节期的确定源于《易·系辞上》“天数二十有五”之说 [17]。

　　我们先来讨论填仓节的所谓节期问题。在华北、河南流行填仓之俗的大部分地区，其节期确如上述。但如将考察之范围更扩大一些，则亦有与上述相异者出现，这里以山东的填仓节期为基本考察对象，大致有三种情形。第 1 种，并无大、小填仓日之分，以 二月二日 （包括 二月初一 ）为填仓节，如民国《朝城县志》：“ 二月二日 ，以绿豆末和米面摊煎饼，谓之熏虫。……前夕，用柴炭画为梯圈，中实五谷少许，压以砖石，名曰填仓。”与此完全相同或相近的记载还见于光绪《邹县县志》、乾隆《胶州志》、乾隆《宁阳县志》、民国《单县志》、民国《曲阜县志》、道光《东阿县志》、乾隆《昌邑县志》、道光《章丘县志》、康熙《齐河县志》、光绪《平阴县志》、康熙《日照县志》、民国《莱阳县志》、咸丰《济宁直隶州志》、嘉庆《莒州志》等地方志书。大约胶东、鲁南、鲁西之大部地区皆于二月二“龙抬头”日填仓。第 2 种， 正月二十五日 填仓，二月二“复为之”，可见光绪《陵州志》、民国《德县志》、乾隆《淄川县志》等。第 3 种，亦无大、小填仓之分，惟以 正月二十五日 为填仓者，可见民国《青城县志》、乾隆《阳信县志》、康熙《滨州志》等。

　　综合上述，在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山东，主要是在“龙抬头”的 二月二日 举行填仓，并成为当日主要的民俗活动。这表明，某种古说不会成为各地永远奉行的确定民俗节期之标准，民俗是否发生演变，总是首先受到当地具体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的支配的，前面提到的天穿之俗在某些地区演变为“ 穿耳 ”，即源于此故；不过，只要民俗的基本内容没有改变，节期的变异也不是完全随意化的，它可能会错过某个节气，但总会在一个季节内游移，不会相差太远。如填仓之与“龙抬头”在山东的合并，虽不合所谓“天数”，却正合春耕方始祈愿年丰的时令。

　　其次，填仓的典型事象和动机有两种，第一种是以明清时期北京为代表的“填胃仓”：

　　念五日为填仓节。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名曰填仓 [18]。

　　类似这样的“恣餐竟日”的现象，一般皆发生在京师内以及京畿地区，基本上在城内，他处少见。二十八宿中有胃宿，《史记·天官书》：“胃为天仓。”这可能是由于明清时期的北京乃典型的封建消费性城市，又受到达官显贵、富商大贾奢华之风的影响，而产生的对《天官书》所述的特色理解。

　　第二种乃是典型的祈愿年丰的填仓。民国《天津县志》：

　　（正月） 二十五日，粮商祭仓神，居民亦均治饮食，谓之大填仓，盖以别于二十三日之小填仓也。填仓时，以灰罗地作囤，曰打囤，预卜丰兆也。

　　这是对“胃为天仓”的另一种理解，将“天”谐音作“填”或“添”。在许多地方，除上引文所述的打囤工作外还需再加一道“工序”，河北嘉庆《枣强县志》：“实以五谷之种，以石压之。”在河北光绪《吴桥县志》、民国《南宫县志》；山西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光绪《寿阳县志》；山东康熙《高密县志》、乾隆《淄川县志》；河南《滑县志》等许多地方文献中均有所记载，只有覆石或覆砖瓦等形式上的区别。

　　就上述资料分析，各地填仓节期无论变化多大，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即“以灰作圈”。女娲补天神话说：“积芦灰以止淫水。”袁珂译“芦灰”为芦苇烧成的灰 [19]。各地志所云作圈之灰，即灶膛内之草木灰，与所谓“芦灰”同类，是对后者的模仿，前述“扫天媳妇”一手持灰包包也与此同义。依照巫术的思维模式，“以灰作圈”正是模仿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修复天地的巫术过程。而在灰圈中置以五谷，乃是象征天下五谷得以顺利成长。至于在五谷之上覆压以砖石或其他东西，是模仿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传说，通过巫术的荒诞形式，防止新的一年中暴雨骤降，河川泛滥。而这恰好可以说明为何许多地方在填仓节期间要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谓之“收仓”、“收囤”，或小填仓以灰画圈，大填仓覆压砖石的实质，也即填仓分为小、大或小、老填仓的由来。我们知道，祈愿年丰一类民俗心理的要害是忌出喜入，但是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明白入比出更为重要的道理。所以，在五谷之上覆压砖石，如果单纯地将其解释为祈愿年丰，则明显与忌出喜入的民俗心理不相符合。民国《南宫县志》：“（二十日作灰圈后）二十五日，覆以砖石，燃灯置其上，日出鸡饲之。”民国《沧县志》：“ 正月二十五日 ，以灰布于庭，形如囷，中置谷，覆以砖，日出启砖，以谷饲鸡，曰填仓。”实际上是以二十六日为大填仓。民国《德县志》谓 正月二十四日 “打囤”，翌日掀去砖瓦“曝之”，是以二十四日为小填仓。而许多地方志都记载了在大填仓日须掀去覆压的砖石“曝之”的事象为“收仓” [20]。所以大填仓是填仓节的收尾，实际上也是补天巫术的结尾：日出或“日中”之时掀去覆压物表示天漏已堵，大地万物安然无恙；日出或“日中”都表示天色已晴，洪水已退。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将“填”的五谷尽皆喂了鸡或“曝之”，岂非等于散尽家财 ?

　　第三，在时令饮馔方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愈靠近补天穿习俗集中的秦、晋、豫三省交界区域之处，在填仓节食饼者也愈多，这在地方文献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如山西的民国《藁城县志》、同治《洪洞县志》、康熙《解州志》、光绪《绛县志》、民国《襄陵县志》、乾隆《平阳县志》、光绪《河津县志》等；陕西的《陕西通志》、道光《神木县志》等等。在除山西以外的华北其他地区的志书中，有些也明确记载在是日食煎饼或饼，如乾隆《易州志》：“杂禾黍作饼，祭仓箱、囷簏之神。”民国《翼城县志》记为“摊饼”。《宛平县志》记“大啖饼饵”等等。也有些地方志记载是日食糕，或糕、饼两者兼有。比如光绪《乐亭县志》：“蒸饭炊糕，置少许于仓中，曰填仓。”同治《盐山县志》：“农家食糕。”乾隆《孝义县志》：“蒸糕祀神。”乾隆《遵化州志》、光绪《吴桥县志》等也有相同记载。光绪《涿州志》：“二月朔，……有以糖面制饼，如月饼式者，名太阳糕。”明确指认“糕”亦饼也。再民国《藁城县志》：“用黄米面包枣，以油煎之，名曰煎糕。”可以用油煎熟的面食，必然比较薄，否则外面焦了，内里还是生面。是可见“煎糕”之“糕”也是饼。因此，所谓填仓日“炊糕”、“食糕”之“糕”，至少有一部分是饼。因之填仓与补天穿在时令饮馔方面基本一致，亦可证实填仓由后者演变而来。

　　由于民俗之变异性，距离补天穿习俗中心区域愈远，其填仓日饮馔和祀神贡品的变化也愈大（不绝对）。乾隆《永平府志》载填仓日“以糕饭粘于瓮、盎、囷，……为丰盈兆”；民国《昌黎县志》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此乃取糕、饭之黏性以祈粮、物愈多而不失之意。

　　第四，在大量的地方文献之中，凡是明确记载了当地流行填仓民俗的，在补天穿方面则毫无记载，反之亦然，如我们在前面提及的所有地方志书。非但如此，由于补天穿、填仓在许多地方例如华北、西北地区一般皆由 正月二十日 开始，从一个侧面说明两者本为一体，事实上，许多文献皆明言填仓就是补天穿，如同治《阳城县志》：“新正念日前夕，各家以粱、黍屑作饼，……名曰补天穿，俗曰添仓。”光绪《河津县志》：“补天穿，或云添仓。”等等。

　　第五，但是，对女娲补天神话的巫术模仿并非至填仓节结束为止，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在中国南北方许多地区都一直延伸到了所谓“龙抬头”的 二月二日 ，前述山东填仓节的节期可为一证。另外，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在 二月二日 表现出那个时代对妇女的少见的礼敬，其表现有二：一是要郑重其事地将已经出阁的女儿接回娘家，老少团圆，民国《历城县志》、乾隆《乐亭县志》、民国《无棣县志》、乾隆《商河县志》等皆有记载；一是要特意做饼馈赠女氏。嘉庆《长子县志》和康熙《黎城县志》皆云：“以秫粉煎饼饷女氏。”康熙《海丰县志》：“逆女，馈糕（饼）。”光绪《长治县志》和民国《襄垣县志》谓：“以秫粉煎饼馈女氏。”等等。秫，《说文》：“稷之粘者。”依段注即粘高粱。逆女归宁并馈赠 “女氏”以秫粉煎饼，无非以女娲为女性，认为女性抗御洪水的能力比男性更大，故赠其粘饼以糊天也。以黏性食品“堵漏”的民俗事象并不少见，光绪《兴宁县志》：“二月朔，田家以梗米作汤圆，缀于树枝，遍插田园，免鸟雀掀种，俗名糊鸟嘴。”同治《江夏县志》：“上元，早食屑糯米为粉团，俗谓糊田塍，使不渗漏也。”同治《桂东县志》、光绪《永兴县志》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民间亦有二月二吃煎 饼乃为“撕龙衣”的说法。一般认为 二月二时近惊蛰，是巨龙翻身抬头之日。实际上二月二处于雨水季节之内，北方渐入雨季，发生水患的可能日渐增加，故于此际再行“补天”。 “撕龙衣”之说乃是后世对煎饼所特有之巫术内涵进行的改造，从巫术的结构来看，不近合情理。而所谓“熏虫 ” 则是因惊蛰将至虫豸苏醒遂产生联想而发生的对煎饼之“煎”产生油烟的演绎。所以， 二月二“龙抬头”从形式上看是补天穿之后续；从内容上看，是结合时令，将补天穿与龙崇拜合二而一的岁时节日。

　　最后，作为补天穿的一个变异习俗，填仓基本保持了补天穿民俗巫术的基本要素，再现了补天穿之民俗场景，应该属于积灰（炼石）补天型。但是，填仓已经不是单纯地再现补天穿之“意境”，它已经同祈愿年丰的民族心理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结合。如果说补天穿还是比较单纯地侧重于补天、退水，填仓则更看重退水之后的经济收益，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了人与天、人与神的全面的交感。所以，填仓巫术不仅仅在形式上使“天”、“仓”、“石”、“灰”等实现了更完美的结合与统一，而且在有关的民俗事象方面，也比质朴的补天穿之俗更为丰富、更加多样化。例如我们前述的“日出启砖，以谷饲鸡”，也意在证实家有余粮。有些地方直接在粮囤或其他储粮之器上置灯，取与“登”谐音之意，祈愿五谷丰登。另有所谓“照虚耗”，河南民国《阳武县志》叙述有关情形为“（正月）十九日为添仓，于积粟处燃灯设祭，……凡室中、门外及槽头、鸡窝、碓硙、水缸，莫不放灯。若新妇室中箱柜、几案，满屋辉煌，床上床下皆有灯，祝添男女，故有女归宁者皆于是日送回夫家”。除有关人口生殖意蕴外，可见所谓“虚耗”，盖指仓囷廪囤储存之物有所消耗而未满也。登，《说文》：“上车也。”引申为上升，再引申为“增加”、“增添”之义，《左传·昭公三年》：“皆登一焉。”注 : “加也。”意谓使床下等“虚耗”之处亦“满”也。即使是明清时期北京及其附近“填胃仓”之俗也畸形地体现了此类民俗心理：“恣餐竟日”表示不担心日后有饥馁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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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美］斯蒂·汤普森著、郑海译：《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 499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2] 《太平御览》卷 31 引，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3] 如光绪《承德府志》：“以五彩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同治《上海县志》：“小儿以雄黄抹额，系百索于臂。”

[4] 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引，《民俗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5] 例如晋王嘉：《拾遗记》提及“江东俗称正月二时日为天穿日”，以及本文正文提及江南、两湖一些地区的“天穿”，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补天穿等等，均可证明。关于补天民俗之发生、传播的具体时代、路线及其与具体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等，牵涉问题比较广泛，本文无法容纳，当另文为之。

[6] 请参见民国《东莞县志》、民国《海丰县志》、同治《增城县志》、民国《顺德县志》、道光《新宁县志》、民国《赤溪县志》等地志中的《风俗》部分。

[7] 花朝节至晚在宋代已经出现，亦源于岁时，相传此日为百花生日。吴自牧《梦粱录·二月望》叙述南宋杭州人皆于二月十五日往钱塘门外“玩赏奇花异木”。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 20 《熙朝乐事》也记宋时花朝节有扑蝶之俗。花朝节往往不定期，民国《枣阳县志》谓花朝节在 二月二日 ；同治《湖州府志》指花朝节期有 二月二日 、十二日和二十五日的分别。但一般来说花朝节期正值春半，春花吐艳，花香袭人，古人以为人亦感时而起情思，《艺文类聚》卷 32 《人部十六·闺情》引梁元帝诗句云：“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因之有关生殖的民俗事象应时而生。湖北道光《安陆县志》谓花朝节行“纳采、问名，多以是日为吉”。配合此意，穿耳亦演为女性人生之初礼。

[8] 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引，《民俗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9] 袁景澜：《吴郡岁华记丽》卷 1 《正月》：“人日煎饼于庭，名熏天。”

[10]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扫晴娘》，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11] 以上有关资料均请见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第 24 － 29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2] 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引，《民俗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13] 此则民俗资料系我的同事张晓峰博士提供，甘肃宁县是他的家乡。据他讲，不仅宁县，整个陇东地区，至今都普遍存在着燎干习俗。

[14] 庄电一：《告别旧俗要持之以恒——宁夏盐池县“燎干”目击记》，《光明日报》 2002 年 3 月 9 日 。

[15] 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第 24 页。

[16] 《辞源》第 3 册，第 213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17] 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引，《民俗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18]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19] 袁珂：《神话选译百题》第 1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0] 如光绪《吴桥县志·风俗》云：“二十五日……日出开曝之，为收仓。”